军中老“报人”撰文赞雅安

这是生命缺乏自信、追求未臻高远的表现。

儒家的政治治理思想强调了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但是却非常缺乏治理能效而不为任何诸侯国所采用。当时，理学盛行，理学家朱熹认为汉唐以来政治家皆行霸道，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

（2015年11月参加湖南国学践行英伦行，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法互补 王霸并用 。但在历史活动和政治实践中，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皆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治理。汉代形成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十分有趣的是，理学家们一涉足于经世的问题，也不能不是王霸并用的，如激烈反对霸道的朱熹，在论述具体的政治问题时，也主张王霸互补。（《新论·王霸》）王道重德，关心民意。

以后的王者不再敢那样迷信权势、暴力了，其中许多人认识到儒、法互补的道理。对唐初贞观之治产生很大影响的魏征，也是以王霸并用为政治原则，他主张：德、仁、功、利，……兼而行之。[14]可见，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这里，天似乎重新成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宗教信仰一致。

汉武帝《制》曰：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4] 汉武帝表达了自己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恭敬态度，也就是承认、尊敬儒生董仲舒的文化权力。董仲舒虽然明确表示自己尊重、服从君主的政治权力，共同致力于汉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主张的治国方略、大道之要。同时还推动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了儒生的体制化培养和选拔的机制。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治理结构才得以逐渐定型。

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他在当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即天人三策还可以理解为西汉时期士大夫与君王之间为开启政治合作的一场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其实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开展政治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10]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498-2499页。

其三，其实还可以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看作是一种寻求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汉武帝与董仲舒分别代表帝王与儒生，他们为了实现汉朝国家强盛、长治久安，均以尊重对方权力为前提而开展政治对话与政治合作。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他强调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3]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第四十九》，第445页。

因此，儒家士人希望与汉代朝廷确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通过共同倡导儒家学说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天，还与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列传·叔孙通列传》。但是，我们更应该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看作是政治合作关系，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帝王与拥有文化权力的儒生终于实现了具有国族建构目标的政治合作，从而不仅为汉朝的国家强盛、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华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在三代时期的《六经》原典中，天的主导意义是宗教性的天神，但是那些具有人文理性的先王又在努力探索天背后的义理意义。天人三策从表面上看是汉武帝向董仲舒策问治国大略，但是其实质和却是君主、儒生寻求文化共识、政治协商的对话，其目的是确立君主与儒家士大夫合作的政治盟约。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11]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的阶段成果。

后来历代朝廷也按照汉武帝奠定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模式，尊重、服从儒学价值体系以及相关的文化权力，以维护儒教文明的稳定和发展。[1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第六十五》，第536页。

[7] 董仲舒在此特别指出，他给汉武帝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道之要，其实是有着十分久远的来源，是尧、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一直贯彻、执行的三代先王之道。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政治盟约中，以人随君与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整体，历史事实证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合作条件，并且遵循了天人三策提出的政治盟约及其相关条款。

而董仲舒开出的《春秋》之法的整体方案，表达了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和合作构想。传统中国确实建立了君主的世袭制度和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没有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思想主导，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起限制君权的权力制衡、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等体现君主与士大夫通过权力妥协、政治合作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强大国家治理能力，中华文明形态也不可能在人类文明史上那么强大并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

先秦儒家学者本来是从事民间讲学的士人群体，体现了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我们注意到，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话过程中，天并不是政治对话的参与者，而始终是这一个政治盟约的公证者、监督者、裁决者。他对汉武帝表示：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对于迫切盼望与朝廷合作的《春秋》公羊学家来说，他们固然要借助天神的崇拜以伸君，就是将三纲提升为天道以致屈民而伸君。作为师生关系，董仲舒为汉武帝传授了最深刻的天人之道。

[11]在这里，出现了屈民、伸君、屈君、伸天几个十分重要的观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所以，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其实首先就要确立天的崇高权威。二、天人三策的政治协商 西汉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具有开拓精神、宏伟抱负的汉武帝全面掌控政治大权，他急切盼望能够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

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用也。这一切，有效地确立了政治化、制度化的儒学，最终奠定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基础。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不仅为汉武帝提出了经世治国的大道之要，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方略和条件。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提出，汉武帝必须采纳他的合作条件，在政治制度上确定儒生在体制内地位，并进一步实现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儒生选拔方式，这样才能够保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既然双方已经确认了对方的权力和利益，这就要看董仲舒提出的方案和条件。由于他们会执着地希望与君主合作，以进入到王朝的权力体系中去，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这样，源于民间讲学的儒学，具有演变为官学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汉初以来，就有叔孙通、陆贾、申公、贾谊、韩婴、董仲舒、胡毋生、辕固生等向君王宣讲儒学，他们在争取与君王合作的同时，其儒学思想也同时做出相应的改变，即改变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士人儒学的思想视角和价值立场，建立一个君王与士人均能够接受的儒学形态。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